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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巴基斯坦博士生的科研梦
故事 7 分钟

一名巴基斯坦博士生的科研梦

作者:GoToPanda|阅读约 7 分钟

2018年,奥朗则布(Zeb Aurang)从巴基斯坦的斯瓦特山谷出发,来到天津南开大学。

斯瓦特山谷在巴基斯坦北部,绿色的山谷、清澈的河流,远处能看到雪山,很多人称它为“巴基斯坦的瑞士”。奥朗在那里长大,感受着大自然和土地带给他的滋养。本科毕业后,他面临一个选择:去哪里读研?

他选择了中国。“中国南开大学学术水平很高,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学习是一个增长见识的机会。另外中国和巴基斯坦,一直是‘好朋友’,老人们总说中国很好,所以我选择来到这里学习。”

七年之后,他交出了一份让很多人惊讶的答卷: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权威期刊发表SCI论文11篇,参与发表SCI论文40余篇,获评2025年度“感知中国”年度人物“学术之星”。

但比这些数字更值得讲的,是他走过来的路。

第一关:从“你好”开始

刚到南开时,奥朗的中文词汇库仅限于“你好”和“谢谢”。

中文和英文、乌尔都语之间差别非常大,拼音声调、汉字笔画都需要从头学起。最初的课堂与生活是一场“安静的挑战”——他努力捕捉每个陌生词汇,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下拼音和母语注释;学术讨论时,他常常因为表达不畅而选择沉默。

但让他意外的是,没有人因为他的中文不流利而不耐烦。“老师和同学们会自然地放慢语速,用更简单的词帮我理解实验步骤。”

这份耐心给了他开口的勇气。他开始在课堂上尝试表达,在实验室里用磕磕绊绊的中文和同学交流。点滴积累,汇流成河。后来他不仅能自信地主持学术研讨,甚至能用带着天津味的汉语和煎饼摊主聊家常。

语言,从他最初的屏障,渐渐变成了连接生活的桥梁。

第二关:一颗空心菜带来的突破

奥朗的科研方向是环境科学,具体课题聚焦于微塑料、轮胎磨损颗粒等新兴污染物对陆地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。

这个方向的选择不是偶然的。巴基斯坦是农业大国,主要种植小麦、棉花、水稻等作物,但土壤环境面临各种污染问题。“我的研究,始于对家乡环境问题的关切。”奥朗说。

但科研的路从来不平坦。博士阶段,一项关键实验屡屡受挫。他尝试了绿豆、菠菜、番茄等多种植物进行暴露实验,进展依然停滞。

就在他快要陷入僵局的时候,导师刘维涛教授提出了一个建议:“试试空心菜吧,这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寻常的蔬菜。”

这个“接地气”的转向,竟成了破局的关键。长期暴露实验最终取得了成功,相关成果顺利发表于环境领域顶级期刊《环境科学与技术》(Environmental Science & Technology)。

面对科研中的波折,奥朗用他熟悉的天津早餐打了个比方:“科研有时就像摊煎饼,火候不对,不妨换个配方。”

第三关:从“留学生”到“大师兄”

奥朗所在的课题组有19名中外学生,被他形容为一个“小联合国”。讨论方案时英语流转,课间闲聊则中英文无缝切换,偶尔还蹦出几句乌尔都语的笑话。

在这个“小联合国”里,奥朗被亲切地称为“大师兄”。

这个称呼不是因为他资历最老,而是因为他做的事。他协助导师评审国际申请时,会留意那些不仅科研扎实、更胸怀开放的学生;作为巴基斯坦留学生代表,他是新同学的“第一站向导”——帮他们逐字打磨论文,耐心解释流程。

许多师弟师妹都记得初入实验室时,奥朗那句带着异国腔调的独特问候:“你怎么样?”这声他“发明”的招呼,起初总让人一愣,随即会心一笑。日子久了,简单的四个字竟成了课题组心照不宣的“温暖暗号”。

每当新同学道谢,他会摆摆手,然后露出标志性的笑容:“没关系,We are family。”

这种温暖不是单向的。有一段时间,奥朗打羽毛球时不慎脚部受伤,导师和同学们带着牛奶、水果来探望,还“命令”他好好休息两个月,“实验的事不用担心”。“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家。”奥朗说。

奥朗的导师刘维涛说:“他是我指导的第一位留学生,他的出现让我对留学生培养有了更深的理解,也看到了中外文化交融所碰撞出的科研火花。我们亦师亦友,共同成长。”

“共同成长”四个字,可能是对留学最好的定义。

不只是实验室里的人

奥朗的生活不只局限在实验室里。

他受邀成为中国国际电视台(CGTN)乌尔都语频道的“出镜嘉宾”,用母语向巴基斯坦观众讲述中国故事。他也曾与各国青年代表一道骑行海河,分享对天津的观察和热爱。

他喜欢用镜头记录城市的光影,也钟爱校园的秋天。从斯瓦特山谷到天津,他形容自己像进入了一个“未来世界”。但七年过去,这座城市对他而言已经不只是“未来世界”,而是他真实生活过、工作过、建立过关系的地方。

下一步:把知识带回家乡

2026年博士毕业后,奥朗计划继续留在中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。但他的长期目标很清晰:把土壤修复的知识与技术带回巴基斯坦,助力巴基斯坦农业可持续发展,助力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学术和高校交流。

“我的研究,始于对家乡环境问题的关切。”这句话在七年前说出来的时候,可能只是一个朴素的愿望。七年之后,它变成了11篇一作论文和40余篇参与论文,变成了一个具体可行的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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